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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连渠《灵魂深处》出版 中国的一面灵魂之镜
来源:北京网    更新时间:2015/10/25 23:44:50  阅读[1305]


  这是一部心灵的沉思录。

  书中主要人物"我"、宁立本、石光亮、钟梅韵、郭于敏、苏琪是知青"上山下乡"时的伙伴或恋人。后来被命运分散,投入各自的滚滚红尘中。

  三十多年后,再次相聚。"我"惊闻苏琪自杀的消息,记忆尘封的碎屑与情感被强烈唤醒,开始探访这些青春伙伴湮没的旧事往情。他们分别是官员、商人、学者,或已成为阶下囚,有着各自的喜悦、愤怒、哀伤和困惑。

  作品描述的重点并不是知青生活,而是他们返城之后,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。这正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段历史,它已没有前段历史的大规模灾难,却有着在和平、繁荣气象下的焦虑与挣扎。

  这"困惑与挣扎",之于宁立本,是身在官场的格格不入与勉强调适;之于石光亮,是商业化时代物欲膨胀下的人性沦落与艰难复苏;而郭于敏由不择手段攀上权力高位又沦为阶下囚,则是直接性的沉沦与毁灭。他们或挣扎于理想与现实,或纠缠于情感与理智,或干脆放弃挣扎而随波逐流。

  书中女主角钟梅韵天生丽质,出身名门,名牌大学毕业,可谓占尽先机。但她却被初恋的郭于敏甩掉,又与真心爱慕的宁立本无缘成眷属,最后嫁给并不喜欢的商人石光亮。这些复杂的情感关系,使她实际是整篇故事的结构中心。

  钟梅韵作为国学大师的孙女,受祖父的感染熏陶,不屑于趋炎附势,热衷于做学问,本来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气节。但在浮躁红尘中,她终究抗拒不了功利诱惑,转向一心从政做官的世俗追求,为此不惜屈尊纡贵。这与她原本的人格大相悖逆。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,竟让一个人完全转变成自己曾不齿的人呢?

  另位女性苏琪生在权势家庭,后来是厅长夫人,自己又是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。这背景使她对享有特权已成习性。如今,高官老子去世,丈夫获罪入狱,她也到龄退职。昔阳的优越感陡然失落,又遭到周围人的冷眼相对,对她构成难以承受的打击,最终选择了自杀的可悲归宿。她是不公正社会的受益者,又是世态功利、人情缺失的受害者。在她身上,也反应出一种时代的焦虑。

  作者对书中人物都不是进行简单的价值评判,而是就人物成长的家庭和社会背景,以及个体人格等进行客观描述,做出综合的公允评价,从而写出了人物矛盾、复杂的内心世界,并将故事引向普遍人性的角度加以拓展、深化。从传统进入现代,再回顾传统,从而展示出现代人被扭曲的心灵。

  这些讲述,让我们随着"我"探访的脚步,走进每个人物的灵魂深处。这些故事,也成为当下中国的一面灵魂之镜,人人皆可从中照见自己的心灵。

  【作者简介】

  李连渠,河南省巩义市人。198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,毕业后一直从政。先后担任过镇长、镇党委书记,新密市常务副市长、副书记,郑州市审计局长等职。

  上大学之前就开始发表短篇小说,在全省文学界初露头角。大学毕业后发表过多篇散文,曾有几篇选入《散文选编》,并被评为全国散文家协会会员,省作协会员。在此之前,着有长篇小说《仕途门》,由作家出版社发行。
  【作品试读】

  第一章忆故乡

  1

  三十多年过去,每忆起当下乡知青的日子,我总会想到进村那天的打扮,有时暗自发笑。是觉得有点滑稽,自嘲地笑。在那个遥远的冬天,我从河洛县铁路子弟高中毕业后,就得到乡下"安家落户"。母亲为我赶织件新毛衣,父亲送了件铁路职工的棉大衣。我去县"知青办"集中那天,便是棉大衣裹着新毛衣去的。西北风是割脸的冰冷,临出门又加戴上一副黑兔毛耳暖,紧捂在脸上。猛看是脑袋向横处肿胀,顿然圆大了不少。

  新毛衣倒是体面,棉大衣就寒碜了点。那是父亲的旧工作装,深蓝色,缀着镀铜钮扣那种。他是铁路维修工,见天跟机器打交道,免不了蹭些油渍。一点点一片片,油腻腻的。袖口已磨烂了,露着发黑的棉絮。刚下过场大雪,寒风卷着雪丝儿打在脸上,刀割般凛冽。我把破棉衣裹得严严实实,新毛衣当然露不出来。这很不幸:你的体面无法展示,你的寒碜却暴露无遗。就像腋臭患者的腋窝夹个香脂盒,那香气严丝合缝散不出来,狐臭气依然熏人呛鼻,持续发展着尴尬。

  这是父亲唯一件棉大衣。寒冬腊月,他把棉大衣送给我,自已上班就只能穿短袄。他是宁肯自已挨冻,也得确保儿子不受冷。可我当时不懂事,嫌恶棉大衣脏兮兮的难看,直咧着嘴拧眉毛。父亲觉察到了。他的嘴角抽动了几下,挤出一丝难堪的笑。还想宽慰我,使出鼓舞的口气:

  "嘿嘿,这大衣……破是破,穿上……暖和着哪!"

  我一脸苦笑。感动,难为情,咂着嘴无话可说。

  "知青办"的院子有篮球场那么大。一排两层单面楼房,走廊朝院内敞开。二楼安装着一道湖蓝色的铁栏杆,油漆已经发白、剥落,显出斑驳的铁锈。院子里竖着两根木桩支起的投篮板,可打半场篮球赛。周边有自行车棚和配电房。几棵裂着老树皮的泡桐。还有一堆不知做什么用的废旧钢管,旁边扔着几个破纸箱,显得很杂乱。来自各处的一群下乡知青,统统站在雪地里听候分派。一大片嘴巴哈着热气。那年头,大伙多是吃红薯饭,能嗅出熟红薯的气味儿。

  我扎在密集的人堆里,穿什么都不显眼。开始分组后,不知怎么弄的,把我跟省城来的几个学生撮成一伙。这就露馅儿了。我往陌生伙伴的圈儿里一站,他们都盯上了我的棉大衣,可能也注视到黑兔毛耳暖。眼神都怪怪的,就像打量着一头臃肿的狗熊。这让我发窘,时不时地挠挠头顶或鬓角--不是痒,实在是手没处放。

  我特别注意到省城来的苏琪。她穿件黑底白格呢子大衣,头上裹条毛茸茸的红围巾,像是纯羊毛。分明是都市姑娘的洋派。大雪初晴后的阳光分外耀眼,那红围巾映得极是鲜颜。呢子大衣扎着束腰带,那腰身被"束"得更显纤细,也更显挺刮利落。我下意识地扫了眼自已的棉大衣,不光是破旧,还裹得一身臃肿。这构成鲜明反差,让我猛想到大茶筒包着保温的破棉套,旁边放个新崭崭的搪瓷暖水瓶。冬天,在县城火车站的候客厅里,经常看到这情景。大茶筒和暖水瓶的对立,颇像乡下的土老头身边站个城里的洋姑娘。

  这个联想很糟糕,使我沮丧透顶。我羞惭地耷拉着下眼皮,不敢跟苏琪对视,目光自然落在棉大衣上。这才注意到,身上的油渍斑点在光照下居然发亮,油腻腻的亮!青春期的自爱心理特敏感,在异性面前更是。我鼻子一酸,仿佛心底涌起一股酸水,一股羞惭、自卑、委屈混合发酵的酸水,滋溜蹿进了鼻腔里。

  倏地,苏琪乜斜了我一眼。目光并不屑在我身上多投放,便嗖地转向别处。但我总觉得,那眼角余光仍拐着弯朝我射来,在发亮的油渍斑点上反射、反射,闪着刺刺的芒。直觉是从前襟直刺脊背,嗖地贯穿一股冷气。

  不过进村之后,跟乡村人混在一起,我的自卑感才消了大半儿。因为乡下人连棉大衣都很难穿得起,多是穿件土布棉袄。有的年轻人会再罩件单衣。老汉们为防风保暖,会在破棉袄上拦腰系根麻绳。这倒让我大长些自信,好像自己又"洋气"了不少。省城、县城、乡村的差别很直观。扫眼衣着,就分辨得差不离。

  口音也有明显的分别。省城人基本说普通话,语调抑扬顿挫。我操当地口音,发声偏硬,分不清升降调。村里人呢,统是地道的土话。比如,他们把头说成"骶脑",把蹲下说成"骨堆"。说谁愚笨或傻气时,就叫"二球"或"剩蛋"。这些土语,都市人听不懂。我能懂点儿,却不习惯用。就是说,我既捏不出都市人的洋腔调,也说不成乡下人的老土话,像是夹在二者之间的另类。

  有次在地里种红薯,是春天。土地刚犁耙出来,虚腾腾的。一片松软、发白的细土和粹坷垃。我忽然发现,地头的大柿树旁边,两只狗屁股对屁股连在一起,东拉西扯地撕拽不开。也没个统一方向,八只爪子前扒后蹬,荡起一团尘烟儿。在干"那事"。我失声惊叫:"噫!性交哪!"苏琪正弯着腰插红薯苗,直起身来白了我一眼:"难听死啦。那叫做爱,懂不?真土!"可是,正在刨坑的刘老汉也白我一眼,却是另种不屑。他停住锄把,往手掌里吐了两口唾沫:"呸呸!啥子性交啊?跟狗还玩洋词儿哩。晓得不?那叫'狗联蛋'!"众人一阵哄笑。不是笑狗,而是笑我--这边笑我老土冒,那边笑我装洋蒜。我正拿着铁瓢往坑里浇水,羞得心里发慌,两手跟着抖擞,结果把半瓢水抖洒在裤腿上。

  就这样,我常常弄得很尴尬:乡下人眼里,我是洋气的城里人。都市人看来,我又像土气的乡下人。倒也没错。县城,本来就属城乡结合部,而我是在"结合部"里长出来的。自然带着不城不乡、不土不洋的味儿,有点"二不像"的样子。简略说,有点"二"。

  后来,我的新毛衣有了展示的机会。

  那年头,冬天老搞"大寨田",平整 (责任编辑:城市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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